为阻止金融市场崩盘以及经济衰退，美联储1月22日采取紧急措施，将隔夜拆借利率调降了75个基点，至3.50%。这是美联储自1980年代以来降息幅度最大的一次。

　　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资本市场雪崩，恐慌心理四处蔓延，美联储也概莫能外。

　　应对恐慌，有两种心态，一是走向开放，以竞争促实力；二是走向封闭，以关门减少感染病菌的机会。我国舆论有走向封闭的风险，对于金融衍生品与海外投资的质疑就是例证。

　　要得出正确结论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如下前提。

　　第一，毁灭性的金融危机是否已经到来？

　　对这一点，不仅在其他国家，在美国本土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。华尔街在颤抖，仿佛空气在燃烧。但卢卡斯等经济学家仍然看好美国经济，认为是“结构性”危机，只是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经济遭到重创，绝非全盘危机。

　　应该说，这并不是一个席卷全球的毁灭性金融危机，而是长牛市场一次突然的风险释放。

　　市场过去20几年上涨时间太多，积蓄了太多的风险。在过去25年里，美国经济仅遭遇两次不太严重的衰退。不仅美国如此，从小周期来看，全球新兴资本市场在经历5、6年的上涨期后，也需要经历泡沫清洗期。只有撇去了部分泡沫之后，才能为下一轮泡沫调控留出空间。

　　衰退被人为扼制，网络泡沫崩溃本应伴随着金融泡沫的破裂，但一泄千里的低息政策使金融资本市场的泡沫得以继续累积。本该下挫的市场没有下挫，迟早会迎来报复性下跌，次贷危机就是一个最佳释放口，其信用风险直指金融资本市场，不再借助某些行业进行风险释放。此次次贷危机是在为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没有节制的低息政策买单，市场在警告傲慢的货币政策。

　　第二，次贷是否是金融业开放与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？

　　将次贷危机归咎于金融业开放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，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结论。事实上，次贷危机的罪魁是不诚信，以及对表外资产监管的放松。西方资本市场将评级机构、四处贩卖次级债的投资机构以及监管部门当作罪首，原因不在于市场的开放和创新，而是这些机构或者渎职，将高风险资产评为低风险的优质资产；或者明知表外资产质量不高，却迟迟不透露给投资者，同样，监管层在市场上升期对风险的忽视难辞其咎。因此，此次风险不是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，而是一场刮遍全球的信用风险。

　　不论市场上升期还是下降期，不论是怎样的投资品种，缺乏信用都会造成市场危机，只不过是暴露迟早而已。反过来说，正因为有了金融创新产品，有了全球化的资产配置，欧美的金融机构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