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开始试点，“绿色信贷”已经实施了大半年。在环境经济政策坚定的推动者、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眼里，试水的“绿色信贷”是否取得了成功？遭遇了哪些阻力？其他几项政策何时推出？就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昨天专访了潘岳。

　　新京报：从目前情况看，绿色信贷这个政策成功了吗？

　　潘：谈不上成功，只能说取得了局部性的成果。截至目前，只有部分地方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实质性的行动，其他的地方和金融机构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还处于迟滞状态。但考虑到绿色信贷的指导文件是去年10月份出台的，到现在为止也只有4个月，还处于起步阶段，这是可以理解的状况。

　　新京报：是不是目前进行的绿色信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信贷？

　　潘：完善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，一方面要对污染企业和行业限制贷款，另一方面，要对环境友好的企业和项目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，最终要使银行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。以这个标准来看，目前的绿色信贷还只是有了一个框架，但我们看到了潜力。

　　新京报：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污染企业被停贷或收回贷款，但和中国数量庞大的污染企业相比，是否只是极小的一部分？

　　潘：是的。一方面是由于金融系统和环保系统刚刚建立统计和信息共享机制，一时还不可能确定这个比例。另一方面，相当多的中小型污染企业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，基本上不向金融机构贷款。绿色信贷对这些污染企业尚不能发挥制约作用。

　　新京报：您说绿色信贷遭遇障碍，能否具体地介绍一下？

　　潘：一些地方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并没有实行实质性的绿色信贷政策；即使实行了，也只停留在发文等表面阶段。这里面有多种原因，但主要是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护，还有利可图，因而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。要改变这一现状，光靠环保部门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另外，技术上也的确有一些难题。第一是环保部门和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和有效性有待完善。第二是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、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，商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。第三是缺少推进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。接下来，我们将集中解决这些问题。

　　新京报：很多地方的银行和环保部门都听命于地方领导，所以绿色信贷很难真正实施。您觉得如何才能打破这些障碍？

　　潘：这种局面要想得到根本改观，关键是要完善环保官员考核制度。环境指标一天没有真正纳入官员考核制度，就一天不能杜绝环境政策遭遇地方行政干预。现阶段一个可操作的手段就是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运作，尽可能减少地方保护干扰。

　　新京报：去年，您还提出了绿色证券、绿色贸易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，现在有没有眉目了？

　　潘：目前已经在环境污染责任险和绿色证券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，短期内就会出台相关政策。我们做出了承诺，就一定会实现它。

　　《士兵突击》中有一句话很打动我：不抛弃，不放弃。不抛弃同伴，不放弃理想和最后一丝成功的机会。这种既勇猛精进，又冷静坚忍的精神，应该是环保人的觉悟。我们有这个决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