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金融创新的讨论又热了起来。但事实上，目前几乎不可能出现所谓的创新，严厉的金融管制政策将扼杀所有可能的金融创新。

　　股指期货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新品种研制、上市是交易所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可我国交易所并没有这方面的工作职责，上述工作反而归口到监管部门，由监管部门会同交易所研究后上报审批。在这种体制下，交易所不可能是真正的交易所，更不可能去创新和竞争。

　　非但股指期货品种设计如此，整个包括期货交易所在内的资本市场运作都是如此。如期货交易所体制在治理整顿时法定为“会员制”，交易所重新注册的资本金由会员公司等额出资，重新选举了理事会。但是，监管部门从此以后并没有“依法办事”，而是将交易所的产权模糊化，使其变成行政机关的附属物，交易所应有的权责都被消解，成为行政性机构。资本市场运作完全“官办”，一般性运作也许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要金融创新云云，基本希望不大。

　　2004年，中国经济学界曾经发生过 “后发优势”和 “后发劣势”的学术争论。前者代表林毅夫认为，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欧美的先进科技，大幅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达到超英赶美的目的。后者领军杨小凯表示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，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，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，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。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，模仿制度比较困难，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，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。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，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，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。这就是有名的“对后来者诅咒”。

　　一些不需要太多制度条件的产业，比如造鞋袜衣服、彩电冰箱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，通过学习西方欧美先进技术办成“世界工厂”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像金融业这样以诚信为本的信用产业，如果没有良好的私有产权界定、有限政府和法治环境，那么只能办成空中楼阁，注定孱弱不堪。(安邦集团研究总部分析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