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许霆一案，近日已由一审法院重审。

　　“许霆案”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，远超出了人们对正义和法律的天然感知与朴素信赖。法官纵然对许霆有怜悯之心，但作为“法律的仆人”只能依法判案。在这个案子中，民意没有乱政，法官没有失职，法律基本无可指摘。几乎所有相关者都没有问题。

　　但许霆案仍给人以疑惑，大家都知道原审法官是在秉公断案，但大家又觉得这样断案太过残酷。那么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笔者以为，从这个案子可以清楚看出，民意与个案审判之间的互动渠道处于断裂状态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应该考虑激活在我国消失已久的陪审制度，让人民陪审员能够以法律之外的眼光来看待许霆犯下的罪，来决定其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罚。

　　陪审制的实际功能休眠，甚至在专业视野中亦是盲点。而正是这失能失声的“陪而不审”，才让“错不致刑”的许霆万般委屈，使普通民众陡然觉得法律竟如此不可理喻、面目可憎，主审法官也因此被贴上“司法机械主义”标签。

　　“许霆案”发生后，媒体曾引述西方国家的类似事件，典型如英国银行不仅不提出检控，而且“甘吃哑巴亏”，连损失也不去追回。其实，不全是英国金融业的“绅士风度”，更要归功于陪审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，在事件背后起到了根本指引作用。英国银行明知，即便它有心将“污点提款人”治罪，一路闯关成功进入法庭，陪审团成员也会根据自身道德感和正义标准，断然做出无罪裁决。

　　公民陪审作为司法民主化的产物，是法庭吸纳社会正义观念的重要机制，简言之，就是直接让不特定的普通社会成员就“社会危害性”这一抽象标准进行直观判断。也正因为此，英美等国家司法制度虽一改再改，陪审制度面临种种指责，但仍得到政治法律界的力挺而基本保留，特别是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诽谤等倚重社会通常观感的案件中，由陪审团直接决定罪责有无和诽谤侵权是否成立。

　　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虽不设专门的陪审团，但却将其简化成陪审员，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听审。不仅如此，根据法律的赋权，我们的人民陪审员在审理中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，既参与定罪还参与量刑，其形式上的职权远大于英美国家的陪审团成员。因此，在三人合议庭上，只要两名人民陪审员愿意，他们的联合意志完全可以压倒性否决法官的“唯法是从”，宣判许霆无罪，而作为人民陪审员，他们的依循就是日常的是非标准、朴素的罪罚责任平衡。他们不拘泥于成法，不仅不违背法的精神，恰恰契合了法的公共民主本质和社会正义底色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道理已经很清楚：陪审这项长期存在于法规文本和表面现实中的制度，多年来一直被忽略甚至异化，处于“功能休眠状态”。许霆案中的当事人是不走运的，但就司法制度进步而言，许霆案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。它以一种极端方式昭示人们，一些制度设置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空洞盲目的。鉴于许霆案重回一审，离最终定罪尚有时日和运作空间，希望各方能付出更多的智慧和责任，使许霆本人成为陪审制度复活的第一位受益人。